李浩丨《论衡》征引“道家”类文献新探:道家

注：本文发表于《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此处有增补，引用请以该刊为准道家。感谢李浩老师授权发布！

《论衡》征引“道家”类文献新探

法事类型如下：

01.化解太岁法事；   02.升官晋职法事 ；03.文昌考试法事； 04.偿还阴债法事； 05.开财门补财库； 06.助种生基法事； 07.催子受孕法事；08.开运转运法事；09.催财发财法事；10.化解童子法事；11.化解小人法事；12.小儿平安法事；  13.超度亡灵法事； 14.超度宠物法事； 15.超度婴灵法事；16.祈福许愿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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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咒类型如下：

01.财运符； 02.太岁符；  03. 回心符； 04. 护身符；05. 学业符；06. 开运符； 07. 桃花符； 08. 偏财符； 09 .小人符；10 .事业符；11. 去疾符； 12. 健康符；13. 平安符；14 .和合符；15.定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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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浩

摘要：遵照《七略》《汉书·艺文志》图书六分法，参考近百年汉代出土文献研究成果，以文献文化史视角梳理《论衡》所见“诸子略·道家类”典籍，藉此鸟瞰王充的知识来源、阅读视野道家。将《论衡》征引的道家类文献细分为王充“读过”、“可能读过”、“虽曾谈及而实未征引”三类，指出上述文献对《论衡》话语表达、学术建构的影响。同时，对前人《论衡》引书研究中的疏漏，随文补充与修订。

关键词：王充；论衡；道家文献；汉代文学；引书考

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年轻时负笈太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1]1629 ，其代表作《论衡》，洋洋二十余万言，雄赡浩博，是古今公认辑佚、校勘、研究周秦两汉文献之渊薮道家。近百年来，受惠于黄晖、刘盼遂 [2] 、岳宗伟 [3] 18-22、30-60、202-331、吴从祥 [4]367-439 、智延娜 [5]92-213 等学者的不断耕耘，学界对王充的阅读视野、知识构成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然亦有未尽之处。此因王充自许“《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 《论衡·案书篇》，下文仅称篇名） [2]1176 ，可近人研究《论衡》引书，多集中于“六艺”类文献的梳理 ① ，对王充征引“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类典籍的情况则讨论相对较少。本文藉助文献文化史视角，拟于前人基础上全面梳理《论衡》所引道家类文献，并将其细分为王充“读过”、“可能读过”、“虽曾谈及而实未征引”三类，视需要间或指出这些文献对《论衡》话语表达、学术建构之功用。同时，对前修时彦引书研究中某些容或可商的观点，亦随文补正。兹略陈拙见于下。

一、确定读过并征引的书目

周秦两汉子书中的道家文献是《论衡》话语表达、思想建构的重要支撑道家。综观《论衡》全书，判定王充全部或部分读过的道家类文献计有：

（一）《老子》道家。《老子》自汉武帝朝以后虽不立学官，可在民间一直有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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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庄）君平……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道家。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杨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6]3056

2、（弇）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道家。（《后汉书·耿弇传》） [1]703

3、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道家。少持《老子经》，恬净不求进官，号曰安丘丈人。（《后汉书·耿弇传》李贤注引嵇康《圣贤高士传》） [1]703

4、《老子邻氏经传》四篇道家。……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老子徐氏经说》六篇。……传老子。刘向《说老子》四篇。（《汉书·艺文志》） [6]1729

两《汉书》所载尚属显可考见者，近人杨树达《汉代老学者考》更是阐幽探赜，梳理出汉代服膺老学者多达50余人 [7]104-112 道家。复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8]1-118 中均有《老子》，《老子》在汉代流播之广可见一斑，无怪乎桓谭有“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 [6]3585 的感慨。《老子》既盛行于汉世，王充著书自然无由错过。《说日篇》云“古者质朴，邻国接境，鸡犬之声相闻，终身不相往来焉” [2]502 ，《自然篇》曰“夫百姓，鱼兽之类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鲜” [2]782 ，又谓“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 [2]783 ，均本之《老子》。

（二）《庄子》道家。《庄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 [6]1730 ，江陵张家山汉墓（《庄子·盗跖》）、阜阳汝阴侯汉墓（《庄子·杂篇》，含《则阳》、《让王》、《外物》）均有竹简本出土 [9] 。考诸文献，汉代服膺《老子》之人虽亦有如庄君平、班嗣等兼治《庄子》者，可总体而言，《庄子》在两汉之际的流播广度不及《老子》。一个典型的例证载于《汉书·叙传》：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庄之术道家。桓生欲借其书，嗣报曰：“若夫庄子者……归之自然……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敎矣，何用大道为自眩曜？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 [6]4205

《庄子》的文本是如此难得，以致连官宦之后、博学多通的桓谭想读此书，都得向拥有汉代皇家藏书副本 [6]4203 的班嗣借阅，最后还遭拒绝道家。不过，考虑到桓谭曾对“薄仁义，非礼学”的道家“虚无之言”颇有微词 [6]3585 ，“贵老庄之术”的班嗣借机反唇相讥是很自然的。相较之下，与班氏家族相处十分融洽的王充能够从其师班彪[1]1629处读到《庄子》，应无疑义。今观王充《逢遇篇》论北人无择、《书虚篇》谈许由让天下俱引《庄子·让王》 [2]3、168 ，《自然篇》“乍自以为马，乍自以为牛”引《庄子·应帝王》 [2]783 ，同篇“孔子谓顔渊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于我，亦忘也’”引《庄子·田子方》 [2]783 ，《道虚篇》“食气者必谓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出《庄子·刻意》 [2]336 ，《讲瑞篇》“宋元王之时渔者网得神龟”出《庄子·外物》 [2]729 ，足见王充对《庄子》相当娴熟。

（三）《管子》 ② 道家。《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 [6]1729 ，今考《史记·管晏列传》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至其书，世多有之” [10]2136 ，复考刘向《管子叙录》云：

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道家。 [11]3

可知《管子》一书在汉代传播还是比较广泛的道家。《论衡》对《管子》多有称引，如《书解篇》谓“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 [2]1153 ；《案书篇》谓“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 [2]1167 ；《定贤篇》、《自纪篇》两次袭用《管子·牧民·六亲五法》“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之说 [2]1120、1197③ 。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管子》最著名的观点之一，此论不仅反复见于该书《牧民》、《五辅》、《事语》、《轻重甲》诸篇 [11]2、192、1243、1432 ，也最常为汉人所征引 ④ 。王充亦不例外，《论衡》的《问孔篇》、《治期篇》、《定贤篇》均将此语当作不证自明的论述前提 [2]422、772、1112 。

（四）“黄老”类图书道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力牧》二十二篇”等“黄老”类文献 [6]1730-1731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九主》、《明君》 、《经法》 、《十大经》、《称》 、《道原》，均与黄老学派相关 [9] ，其中后四种又被今人认定为《汉志》的“《黄帝四经》” [12] 。“黄老”类图书在汉代社会的流行由此可见一斑。汉武帝以后，“黄老”思想表面上不再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可作为涌动的潜流，它不仅从未放弃过在政治上的反扑 ⑤ ，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渗透更是从未停止 ⑥ 。追求博览的王充阅读到此类著作是很自然的，《论衡》之《谴告篇》、《自然篇》、《定贤篇》、《对作篇》屡以“黄、老之家”、“黄、老之义”、“黄、老同操”、“黄、老之教”并称 [2]636、785、1113、1180 ，即是明证。可有一点需注意，王充征引“黄老”类文献，只是将之作为《论衡》学术建构的论据，并不等于服膺“黄老”思想。此论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40多年前已然揭橥，其辞曰：

只看王充之用语，即可知王充未真用心了解先秦道家，王氏引“黄老”以支持己说，亦不表示王充真采取道家立场，不过因论及“天”之意志行动问题时，偶觉当世流行之“黄老”一派，持论与己较近，遂信笔及之耳道家。不然，则反对“天人关系”说时，尽可多取老庄之有力论证以驳汉儒，不应处处均只谈常识。 [13]112

惜乎长期以来，部分研究者似于此等处仍有误解，故不避辞费，再次拈出，供今后学人参考道家。

二、可能读过并征引的书目

综观《论衡》全书道家，判定王充可能读过的道家类文献有：

（一）《文子》道家。《汉书·艺文志》录有“《文子》九篇” [6]1729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有竹简本《文子》[14]，西汉文献《淮南子》、《盐铁论》皆曾征引《文子》，《淮南子》还因受《文子》影响过多，被前辈学者称为“《文子》之疏义” [15]3-5 。以上略可见《文子》在汉代的流传概况。今观《论衡·自然篇》云：

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道家。 [2]783

复考《龙虚篇》引《传》曰：“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道家。” [2]282 这段话与《文子·上德篇》引老子语完全一致 [15]302-303 ，似王充曾见过老子、文子师生对答之书《文子》。不过，《龙虚篇》所引尚见于《淮南子·人间》、《说苑·贵德篇》，然则王充亦有转引他书之可能，故我们更愿意审慎地表述为：王充可能读过并征引了《文子》。

（二）《鹖冠子》道家。《汉书·艺文志》录有“《鹖冠子》一篇” [6]1729 。《论衡·偶会篇》谓“月毁于天，螺消于渊” [2]102 ，《说日篇》云“月毁于天，螺蚌汩于渊” [2]503 ，《顺鼓篇》曰“月毁于天，螺、蚄臽缺，同类明矣” [2]685 ，今人多以为乃转述《鹖冠子·天则篇》“月毁于天，珠蛤蠃蚌虚于深渚”之说 [16]49 。不过，细玩《天则篇》文意：

下之所逜，上之可蔽，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道家。缓则怠，急则困，见闲则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月望而晨月毁于天，珠蛤蠃蚌虚于深渚，上下同离也。 [16]46-49

可以看出，《鹖冠子》主要是在阐述治国之道，而《论衡》言“月毁于天，螺消于渊”，所表达的则仅仅是“同类相动”这一汉代人的常识道家。是故此处实存在两种可能：其一，王充曾读过《鹖冠子》原书，并以他一贯的“断章取义”手法引用了该句，以支持《论衡》宇宙论的建构；其二，王充未曾读过《鹖冠子》，可《吕氏春秋·精通篇》有“月也者，群阴之精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于天，而群阴化于渊” [17]212 的说法，《淮南子·说山》云“月盛衰于上，则蠃蛖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 [18]529 ，《盐铁论·论菑篇》云“月望于天，蚌蛤盛于渊” [19]556 ，都表达了与《鹖冠子》相近的观点，王充从这些读过的书中（或其他诸子短书）引述了“月毁于天，螺消于渊”的“同类相动”之说。此前研究者断言王充曾亲见《鹖冠子》，似未考虑到上述第二种可能。

三、虽曾谈及而实未征引的书目

综观《论衡》全书道家，王充虽尝言及或疑似承某书之说而实未曾征引的书目有：

（一）《太公》道家。《汉书·艺文志》录有“《太公》二百三七十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6] 1729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20] 、河北定州八角廊中山怀王汉墓 [21] 出土《六韬》当在其中（此不同于《汉志》“儒家”的《周史六韬》）。《论衡·语增篇》云：“传者之说，或言：‘车行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黄晖先生断言王充所引出自“太公《六韬》” [2]350 ，此后《论衡》引书研究者多从其说。然就管见所及，《六韬》中并无此语，后世类书引“车行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多据《论衡·语增》、《帝王世纪》、《金楼子·箴戒篇》，《论衡》已是最早史源，未审黄先生出于《六韬》之说何据？又，王充《齐世篇》云：“杨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 [2]811 黄先生指“金匮”为“太公书名” [2]811 ，恐亦不确。盖此处“金匮”之意当同于《史记·太史公自序》“石室金匮之书” [10]3296 、《汉书·晁错传》“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 [6]2292 云云，王充系借以肯定《太玄》、《法言》二书值得珍藏、必能传世的不朽价值，非指《隋书·经籍志》 [22]1013 、《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 [10]1372 及《后汉书·光武帝纪》、《袁绍传》李贤注 [2]26、2394 所引《太公金匮》。此外，前人尚据《论衡·语增篇》“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儿丹，教云‘殷亡’。兵到牧野，晨举脂烛”之说，判定王充曾读过太公《阴谋》 [2]343-344 。然观《恢国篇》云：

传书或称武王伐纣，太公《阴谋》，食小儿以丹，令身纯赤，长大，教言殷亡道家。殷民见儿身赤，以为天神，及言殷亡，皆谓商灭。兵至牧野，晨举脂烛。奸谋惑民，权掩不备，周之所讳也,世谓之虚。 [2]826-827

则王充实自二手材料（即“《传》书”）转引《阴谋》，非亲见其书也道家。综上，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王充曾读过并引用《太公》。

（二）《列子》道家。《论衡·说日篇》云：

其以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者，见日出入时大，日中时小也道家。察物，近则大，远则小，故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也。其以日出入为远，日中时为近者，见日中时温，日出入时寒也。夫火光近人则温，远人则寒，故以日中为近，日出入为远也。 [2]493

同书《福虚篇》又有“宋人黑牛生白犊事” [2] ，此前研究者或以为《说日》所言出自《列子·汤问》，《福虚》所云本之《列子·说符》 [3]293 道家。可该说疑点颇多，恐难成立。就《说日篇》而言，《列子·汤问》所载“两小儿辩日”事见于桓谭《新论》 [23]28 ，关于这点，东晋张湛业已指出 [24]253 ，考虑到王充对《新论》极为熟稔，桓谭之书才应当是《说日篇》所言的重要文献来源，只不过王充在写作的时候把侧重对话、叙事的“两小儿辩日”转换成了主说理的《说日篇》文字。又，桓谭自陈其对“两小儿辩日”事的了解源自“小时闻闾巷言” [24]28 ，然则此乃汉代人习知之事，王充可以有多种途径获得该知识，而不必是《列子·汤问》。至于王充《福虚篇》载“宋人黑牛生白犊事”始末，既不同于《列子·说符》的简明叙事 [24]253 ，也与《淮南子·人间》“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的惨烈叙事迥异 [18]597 ，且据刘盼遂先生考证：

（《淮南子》《列子》）惟谓宋、楚相攻，不刻定为华元、子反之役，至《论衡》始有此言道家。然考之《春秋》三传，司马子反和华元平，事在鲁宣公十四年。《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则华元、子反平事前于孔子之生且四十四年，然则宋人之子安得以白犊问孔子，孔子又安得以吉祥语之哉？夫宋、楚相攻之事伙矣，仲任必规为华元、子反之役，是亦千虑之一失矣。 [2]266

可见《福虚篇》所叙当系王充杂糅汉代众书，复夹杂己意的结果，不可能引自《列子》道家。

四、道家类文献与《论衡》学术思想关系之省思

以上是我们在现知存世文献范围内对王充所见道家类书目的梳理道家。尚需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东汉思想史研究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把《论衡》中的“自然”同先秦道家、汉代“黄老”学者及魏晋玄学家口中的“自然”联系起来 ⑦ 。如果套用西哲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的说法，过去的部分研究者“出于系统利用过去和未来”的需要，将主张“奉天法古”、持“天人感应”论的汉代儒生群体和王充“笼统综合到某一逻辑图案中”，“让它们互相对立起来” [25]33 ，并断言魏晋玄学的兴起宣告了以王充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对汉代谶纬迷信等“官方神学”的最终胜利。在这种叙述里，王充“不可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⑧ 。它重视并强调王充的巨大“开拓”、“转折”意义，不仅替汉魏学术的演进与变迁找到了足以自圆其说的动因，而且迎合了近代以降国人对学术思想“进化”、“线性发展”的信仰。一切看来都“合乎情理”，可以今观之，采用判断性、结论性的方式处理王充与汉末魏晋学术之关系，更像是种为了落实“转折”、“断裂”之“必然性”的叙述“策略” [26]129 。长期以来，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具体而细微地回答下述疑问：这种看似必然的转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论衡》中的“自然”观念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的学人与学风？换言之，东汉末年以前，王充《论衡》在中原地区甚少流传，它如何能够对东汉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并促成老庄“自然主义”的抬头呢 ⑨ ？汉末、魏晋士人如蔡邕、王朗多将《论衡》视为“谈助”之资 [1]1629 ，今人又何以能够断定他们的“自然”观念主要是承自王充而非直接取自老、庄著作呢？更重要的是，刘咸炘、牟宗三、劳思光、邓红等前辈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多数时候，《论衡》中的“自然”并不是道家意义上之“自然”，王充本人也非服膺老庄“自然主义”或汉代“黄老”思想的信徒 ⑩ ，又何来王充祖述“道家之自然主义”、“退孔、孟而进黄、老”、“转移三百年学术思想，开后来之新局” [27]131-135 之说呢？ ⑪ 这一经由数代学人共同努力得出的结论，对澄清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者长期以来对《论衡》与道家思想关系的“误读”有釜底抽薪之效。对今日的研究者而言：一方面，应当充分理解，因受制于时代背景与言说语境或出于深层的文化关怀意图，上世纪的研究者们对王充与“道家”的关系存在不少有意无意“误读”，对此毋须苛责；另一方面，在今后的王充及其《论衡》研究中，我们应积极吸收最新成果，并客观评价《论衡》所引“黄老”、道家文献对中古思想史的影响 ⑫ ，如此方可持续推进《论衡》研究的深入。

注释：

①王充自述时采用了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文献六分法，故本文亦用此种方法进行文献梳理，以期使研究更加贴近汉代的实际道家。

②关于《管子》的学派归属问题，学界素有不同意见道家。本文采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方法，将《管子》列入道家，理由如注释①所言。

③需要注意的是，《管子》原文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讲得是政治问题，王充的征引则沿袭了其一贯的“断章取义”手法，消解了此特殊语境，把这段话视为靶子以完成自己的理论建构道家。

④刘向《管子叙录》以“其书称曰”概括《管子》核心思想时即特别拈出此句，见《管子校注》，第2页道家。

⑤昭帝朝政局是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后再次使用“黄老刑名”之术度过政治危机的范例，见《汉书》，第233、3624页道家。东汉初年政治亦有“黄老”色彩，见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第170-173页。

⑥杨树达《汉代老学者考》所统计50余人，兼治黄、老者甚众，见氏著《老子古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12页；亦可参看吕思勉《秦汉史》，第798-799页；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第170-179页；胡梦《西汉中期至东汉末黄老学的发展：以老子河上公章句为中心》，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道家。

⑦钱穆先生《国学概论》（首次出版于1931年）谓王充“转移三百年学术思想，开后来之新局者，则在退孔、孟而进黄、老，轻闻见而重心知道家。其影响于当时之学术界者甚大……蔡邕、王朗，孔融，王粲，曹植，阮籍，其人言论行事，皆足以鼓荡一世，为人心所归仰；而莫不舍两汉之旧风，慕王氏之新趋；则其魔力之大，为如何矣”，见氏著《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1-135页；类似的观点亦见于钱穆《中国思想史》，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18页。

⑧见胡适1931年发表于《现代学生》杂志的《王充的论衡》，《胡适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77页；胡适1932年出版的《中古思想小史》亦有类似看法，载《胡适文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577页道家。相近的观点尚见于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0-231页。

⑨参见《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页；早在1930年，常乃惪先生就指出“（王充）的著作并不为时人所注意，直到二百年后，蔡邕得了还当作秘本，不以示人，可见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决不能拿他的著作来代表东汉的思想界道家。只可以他的著作之中，反映出当时神秘空气笼罩下的一般景象罢了”，见氏著《中国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5页；鲁惟一亦谓，“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务必谨防作出文献在这个时候（笔者案：指秦汉时期）对中国人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假设”，见[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9页；沟口雄三先生说“翻阅皇帝本纪、天文志、五行志等正史，尽管存在着（王充）这样的思想家，可在朝延政治中枢的实际政治运作中，从六朝迄隋唐直到北宋，天谴论却一直深深地左右着政治动向。在这里不可能发现王充的影响。就是说，王充的思想在思想史上作为在野的思想，和实际的政治动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见氏著，赵士林译《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⑩早在1922年（此据文章自记时间“壬戌三月”），刘咸炘先生即指出，王充“其书虽多，大要不过《偶会》、《自然》二篇之说，谓凡事皆自然，天无为，物无知，不相感应，其相应者皆偶遇，吉凶之兆，知者占之，非物为人来，治乱不由政事道家。性可勉改，而命则一成不易，三命去随命，自谓合于黄老之说（《自然篇》），其实乃杨朱《力命》之论，墨翟《非命》、荀卿《天论》之所已驳。道家无为，主于静因，充固不知之也”，见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第443页；牟宗三先生研治“魏晋玄学”时，曾将王充作为参照对象，他通过详细的论述指出，王充“只是材质主义之自然，而非道家从修养境界上所言之自然”，“近人智浅识短，多称王充之自然主义，而又不知其材质主义与命定主义之意蕴。以浮薄之理智拨无儒者所言之‘心性’，此庸俗者之陋也。何足以知中国学术之旨归哉”，见氏著《才性与玄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尤其是35-36页；劳思光先生亦于详审《论衡》全书后谓“王充自己深信‘无为自然’之说，自觉与黄老合，遂在论及此类问题时称引‘黄老’。其实《论衡》一书，皆是就常识立论，并非承老庄之道家观点”，《论衡》“种种观念混乱之处，皆足表示王充虽谈老聃，并非真知老庄之学；虽谈‘自然’，又并非持经验科学之世界观。昔之论者，随意比附，皆失真矣”，见氏著《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4，特别是第112-113页；邓红先生《关于“自然”的涵义：以王充为中心》《王充论“自然”》二文更是通过翔实的文本细读功夫，彻底厘清了王充口中的“自然”与老庄、“黄老”所主张“自然”之界限问题，详见氏著《王充新八论续编》，第141-196页。

⑪毋庸置疑，《论衡》的许多观点都是时代异响，唯此异响，为后人摆脱两汉礼法束缚之动力（此承徐兴无师之说），带来了中古时期的思想大解放，可不应当将王充视为不证自明的“道家”人物或所谓“自然主义者”，《论衡》对后世影响巨大，然其主因亦不在“自然”观念道家。

⑫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贡献道家。关于《论衡》与中古文化关系之实证研究，笔者另有《论衡》接受史方面的专文讨论，兹不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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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浩（1989- ），河北邢台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道家。主要从事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古医疗与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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